宋君偃认为，法家和儒家最大的区别在于，法家兴国却不可治国，儒家治国却不可兴国！

为什么这么说呢？

法家讲究的是依法行事、言出必行、公事公办、不留情面。

秦国当年就是靠法家的政令而兴盛，一举歼灭六国，商鞅给秦王提供的‘耕战‘策略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高运转的机器。

种田的交税，吃粮的打仗，没有第三种人。

而因为法令的极端严酷，国家使用了过度的杀伐来维护法律的尊严，逼的几个怕晚了日程被杀头的军汉造反陈胜吴广。

搞得安逸惯了的六国贵囘族、士族到处串联。

连秦国人自己也被秦法折腾的极寒困苦，当年为了胜利受些苦也就罢了，可都统一了还这么严厉秦人自己都吃不消了，秦朝就这么极盛转败了。

同样的比如斯囘大林时代的苏联，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农民税务极重，国人民都吃不饱。

二战以后赫鲁晓夫也改变了很多政策，可是和平了4o年国家8o的力量还是生产武器，而不是提高人民生活，俄国人自己穷日子也过够了，不想再勒裤腰带射卫星了，所以苏联倒了。

儒家讲究的是中庸之道，靠人情、仁义、关系来办事，不走极端路线。这样的治国可以长期的和平稳定。

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和礼制，主要是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讲究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讲究君权神授，君王都是奉上天所赐，注重温良恭俭让。

他们讲究乐善好施，君主与民同乐。

魏惠王执政期间，也在对人民施加恩惠，可效果依然不好，孟子认为是施舍的不够。法家则认为，儒家只是一种理念，但没有操作方法。所有的根结都在于君王的施舍，只知道施舍但有过不罪，无功受赏，因赏罚不分，引起民怨。

战国时期，孟子讲王道，法家讲霸道，那为何霸道能兴起，而王道就不适合呢？

有一年齐国伐鲁，鲁国派孔子的学生子贡去进行外交谈判，子贡滔滔不绝讲了半天，齐国说，先生话讲的那么漂亮，可是我们就是来抢地盘的，好话有什么用，结果，齐国就把国境线划到了鲁国度城门前十里。

在战国那个靠实力说话的年代，不要谈什么仁义道德，扯什么温良恭俭让，因为时代变了，大家都不按套路来。那个时代，所有的关系就建立在“利益”两字之上。

作为君王做大的利益，就是称王称霸，你不称霸就被人灭掉，因此他们不得不放弃儒家思想；可是利益导向，也有一个弊端，就是君王谁都可以做，谁实力强就是谁。

法家的应对措施是奖惩和赏罚，同时配套势、术、法。势是权势，术是权术，法是法规。

用权势建立威望，用权术对付臣下，用法规制服人民。同时强调权术有名有暗，软硬兼施。君主无术，就会受制于人，民众无法，就会犯上作乱。

权术要暗藏心底，法规要公之于众。

因此，才会有秦孝公为恢复秦国霸业，聘请商鞅进行变法，楚国任用吴起变法，齐国用孙膑。在当时的环境下，君王有成就霸业的实际需求，可是儒家满足不了，才会被认为是空谈误国，很少采用。

可以说战国时期的儒家只是一种价值观，没有方法论。告诉了君王应该与民同乐，可如何同乐，没说。

随着时代的展，在汉武帝执政时期，才逐步确立以原来儒家的思想为基准，对百家之学加以融合的新儒家治国思想。

所以说儒家治国是万世之治，法家是一时之治。

宋君偃与孟轲促膝长谈，但是他对于儒家的那一套治国之法还是不怎么满意，认为其“迂远而阔于事情”，太偏离实际了。

不过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