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达。最后才是农业问题,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我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些失去土地或务农工作的农民流转到城镇谋生,一部分更是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流动人口,甚至成为‘高危人群’。而另一部分已长期在城镇立足,有稳定的工作、社保、医保、住房甚至有自己的企业或股份,但却又在原来的农村中持有承包田地和宅基地,不合理地得到两块资源。因此‘三农问题’已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全国性问题,已成为我国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大问题。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和改革开发的进一步实施,小农经济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但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这种贫富超距的拉大是国家发展中的毒瘤。”
高部长点头道:“你说得都对,上头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最近几年的大会也比较重视农村经济发展,要不然农业税就不会取消。”
张清扬微笑道:“国家取消农业税,以及提出的一系列惠农措施是在政策上支持农业的发展,但是我认为这还不够。要想让我国的农业得到完美的转变,就要从发展模式、发展方向上转变,只有从根上转变思路,才会取得进步。我国有9亿人口在农村,三农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农业发展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占我国人口3/4的农村人口总体生活情况是国内总体生活情况的最主要体现。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因此不加快农业体制改革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产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将危及我国整个经济。”
无疑,张清扬的话比较尖税,听着他的所谈所讲,高部长微微皱眉,显然没有想到这位刘系的第三代领军人物,敢当着自己的面,如此直截了当地批评现阶段的农业问题。这不但需要系统的考察,更需要难得的胆量!
高部长略微琢磨了一会儿,抬头赞许地望向张清扬。高部长与张清扬没有什么来往,两人间现在只是工作上的交流,是对国计民生的纯粹探讨。所以,张清扬能说出这些话,更显得十分可贵。要知道他的尖锐言论很有可能被政敌抓住把柄,而他偏偏没有考虑到派系的斗争,更没有担心高部长会落井下石,他的坦荡着实令高部长钦佩。
见高部长没有接话,而是在低头沉思,张清扬又笑道:“我国上世纪的农业改革打破‘大锅钣’、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当时的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种刚起步的改革,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以生存压力迫使当时农业进行‘倒退式’发展。如果当时城市国有、集体工业和商业改革仍停留在如同农村一样的个人或多人承包、租赁式的层面上,不继续深化,不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那么现在我国城市和工商企业等各种经济就会出现如同现在的农业、农村、农民一样的‘三农问题’。说句不该说的话,当时的农业改革是在替国有、集体工业、商业的发展承担风险,这是对农民不公平的待遇。”
“小农经济的先天不足就是少量土地与多余农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有近3亿过剩劳动力进城打工,但城市并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提供,形成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人员就业难、收入低、几乎无保障的局面。当我们意识到农业重要性时,又往往就农业抓农业,孤立地对待‘三农问题’,未能从农业体制的根本上进行改革,把它与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和消灭农村、消灭农民,把农业变为规模化农业产业整体来规划改革,把它与二、三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发展。进入wto后我国农业产品又面临外国农业强国的竞争,单一的家庭生产单位无力进行市场竞争,我国农业在发达国家农业面前几乎溃不成军。所以,体制、规模的改革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