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遍又一遍的胖子，自然得费大钱扎紧篱笆了。

大夏朝现在的国土面积是宋朝大了足足有三倍，但却只需要维持不到两百万的军队就可以了，当然啦，如果非要严格来算的话，察警系统的两百万人也得加进来才行。

但这也是因为大夏朝的治理重点与大宋的治理重点不同，大宋是维持统治，而大夏朝则是要创造利于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这里面的细化程度何止是十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之下，治理北方未必就是一个空耗国力的事情，做得好了，不仅成本能够收回来，更是因为安全环境中产生十倍的效益而得益。

对于这些，欧阳辩信心十足，因为大夏朝有钱。

这几年经济的蓬勃发展，工业革命带来的效益初见端倪，其实刨除已经占了大头的商税，即便是农业税，也同样可观。

虽然说大夏严格执行了十五税一的农税，也将各类苛捐杂税都给免除了，但所收得之农税是之前的十倍不止。

这十倍的农税来源于哪里？

一是南方开发程度越来越高，荆湖两路、广南两路、已经被归为交趾路的包括交趾蒲甘等国，这是总量的增加带来的增收；

二是欧阳辩利用土改实现了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并且通过税收的创新，实现税收由朝廷直接对接，而不是中间诸多人上下其手。

这般一来，光是农税，就已经比大宋朝岁入最高的年景都要多，而商税这一块，足足是农税的三倍！

为什么这一次欧阳辩提出要打女真，章惇没有那么多的废话，其中当然是因为国库里面有钱啊。

也就是这几年挣多少花多少，不然欧阳辩提出要远征塞尔柱，章惇都要拍手叫好了。

这些年挣得多，但花得更多，基础建设太费钱了，尤其是铁总狗大户，每年铺设几千公里的铁路里程，铁路这玩意，就是吞金怪兽，也就是大夏朝的经济蓬勃发展，不然还真的是抗不住。

但事情有意思的就是这一点，铁路的投入在后期战争之中因为铁路的存在而节省下来的钱却是能够抵消很大的一部分。

比如说伐宋时候，因为铁路的存在，让物资的运输损耗减少了一半以上，灭宋是何等大的工程，节约一半的损耗，那就是几千万贯的资金量，这么大的资金量，的确是能够弥补不少的一部分投入的。

诸如此类的还有灭女真战争，大夏朝直接通过火车将物资送到大定府，再从大定府运送到其他的地方，这样的损耗已经是减少了太多太多了。

其实也正是有铁路的支撑，伐女真之战才能够如此的顺利，毕竟打仗打得就是后勤嘛。

以前汉唐时候军事并非不强，大部分国力消耗主要还是在后勤上，因为后勤供应困难，所以每次只能采用精兵策略，即便是几万人的军队，至少也是要二三十万人来给他们做后勤保障。

隋朝时候隋炀帝三征高丽功败垂成，最后还导致灭国，其实也还是后勤，否则区区高高句丽，又如何能够抵王朝。

欧阳辩的解释直达本质，得益于他一贯以来在战略上的远见，他的定调便再无人反对。

于是，对于北方地区的治理，就此定下来大方向。

关于这个大方向，有具体的两个措施，一是在边疆驻军，二是建立边疆经济区，而基础设施上则是以铁路建设为中心，打造出铁路沿线的经济城市带，用这城市带将各个城市给连接起来，实现对这些地区有效统治。

在这些事情的讨论之中，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大约已经被人忘记了，甚至都没有人提出将其移交到长安城来，还是王韶见耶律洪基的日子不好过，将其送到长安城来，才有人意识到原来大辽皇帝耶律洪基还活着呢。

耶律洪基还活着，可是大辽已经亡了，即便辽国皇帝依然还